金李：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央今年提出“耐心资本”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全球经济正处于大调整时期，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中国提出“耐心资本”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寻求更为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其次，耐心资本强调的是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通过鼓励长期投资，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第三，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倾向，这对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利。提出“耐心资本”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更加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耐心”一词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了资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与短期利益追求的资本形成对比。耐心资本的核心理念是陪伴企业成长，重视长期收益而非短期经济利益，它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四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附加值产业的转变，为产业链的重构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二是驱动科技创新，为研发周期长、风险较高的科技创新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时间，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三是增强经济韧性。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耐心资本能够为经济提供稳定的支持，增强经济的韧性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耐心资本的壮大将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培育创新企业，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促进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投资文化，为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国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定决心和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刻认识，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金李：中国的耐心资本正在逐步发展壮大，对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科技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资金来源来看，一些资本天然就是耐心的资本，主要包括养老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一是养老金。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2年末权益1.61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2024年一季度规模3.2万亿元）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2023年末缴存约280亿元）。二是保险资金，2024年一季度规模29.94万亿元。三是社保基金，2022年底资产总额2.88万亿元。其他还有家族办公室的资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总体来看，保险基金规模占上述资金的近80%。

政府的引导基金也是耐心的资本。截至2022年末，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累计认缴总规模6.51万亿元，累计带动了10.35万亿元的社会总投资。

当然，部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理财产品存量资金也有潜力转化为耐心的资本。公募基金（2024年5月规模31.24万亿元）、私募基金（2024年5月末规模19.89万亿元，证券投资基金5.19万亿元，私募股权基金10.99万亿元，其中创业投资基金规模为3.26万亿元）、非保本理财产品（2023年四季度规模26.8万亿元）。

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大约为7:3，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比例约为9:1。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在股权融资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市场化机构，私募股权基金是重中之重。资本市场长期良性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政府正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优化，促进耐心资本的发展，以支持长期投资和科技创新。

在当前经济形势环境下，许多市场资金处于观望状态，短期内政府应该承担起引领作用，发展和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同时，适当放宽养老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存量资金进行市场化引导。但需注意的是，金融的改革与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时刻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李：耐心资本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为需要长期投入的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但影响深远的特点。因此，与之相匹配的必然是长期资金。耐心资本拥有独特的优势。一是时间更长，耐心资本更注重长期的增长和回报，而不是短期的利润。二是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为它们愿意等待投资成果的实现。三是稳定性强，耐心资本提供的是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制定和执行长期战略。四是更关注价值创造，更关注于企业的核心价值和长期发展潜力，而不仅仅是短期财务表现。由此，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金李：在当前阶段，耐心资本面临多重挑战，如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风险与收益匹配问题、专业管理能力不足、激励机制缺失、资本市场不成熟、投资者短期化倾向和宏观经济波动等等。尽管如此，我国依然存在多种策略和方法来壮大“耐心资本”，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二级市场中，美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了参考。美国70年代的二级市场中，散户交易占据了主导地位，市场波动性大，操纵行为普遍。由于70年代到80年代推广新管理规则特别是401K计划，到了90年代，散户比例下降至50%左右，而如今可能仅为20%。机构投资者因其更长的投资周期和较低的流动性需求，往往表现出更高的耐心。而中国处于资本市场改革时期，即使是机构投资者也显示出散户化的趋势，改革到见效也确实需要一定时间。

在一级市场中，美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平均存续期为10-12年，而中国的退出期限通常为3+2年或5+2年，使得对早期、小规模、硬科技项目的投资变得困难。要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关注LP出资方式。其中美国基金的LP中98%为机构投资者，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具有长期投资特性的企业年金。

所以，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市场，未来都需要进一步引导养老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天然的耐心资本进入资本市场，需要政府进行政策支持甚至直接参与。

政策支持方面，一是要促进创业投资机构多元化发展和差异化管理；二是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投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直接股权投资的试点范围，丰富创投基金产品种类等。三是拓宽退出渠道，支持并购基金和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的发展，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直接参与方面，政府引导资金在本质上应该是“耐心资本”，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关注点可能与市场化的LP不同，更侧重于招商引资、返投比例、提升当地就业、税收和GDP等。政府资金要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不仅需要延长考核周期，反映资本的长期投资特性，更关键的是，在考核时应考虑整个投资组合，而非单一项目。如果一个项目失败，可能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导致不敢投资早期项目。政府作为基金的LP，可以委托专业的GP进行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投资决策。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地壮大“耐心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满足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求。